【澳】彼得·迈克菲|姐妹共和国?——比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世界历史编辑部 2020-11-21 14:34:48

·海外专稿·


姐妹共和国?

——比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澳】彼得·迈克菲


内容提要 自雅克·戈德肖和R.R.帕尔默提出“大西洋革命”以后,有关“革命时代”的跨国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复兴。革命日益被理解为一个国际的乃至全球现象。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法美革命都是全球性帝国竞争的后果,在观念上都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双方在普世主义理念、性别政治文化、阴谋论心理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同时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但在政治制度建设、平等主义诉求的社会后果、对奴隶制的处置等问题上,双方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革命时代的“震中”,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只有在跨国史或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关键词  革命时代 美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 跨国史 全球史




一、 跨国史视野下的美法革命


1780年,律师维塞里·德·布瓦-瓦雷(Vissery de Bois-Valé)在其家乡圣奥梅尔的房子中建造了一根硕大的避雷针。这个奇特的装置吓坏了邻居们,他们将其告到了法院。法院判决拆除避雷针,但维塞里拒绝服从。他上诉到该省的最高法院,并委托律师弗朗索瓦·比萨尔(Franois Buissart)为自己辩护。比萨尔是个热情的科学爱好者,被当地人称为“气压计”。比萨尔则引荐了城里的一位年轻朋友、刚入行的律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83年,25岁的罗伯斯庇尔已能推翻上述判决,当时他以启蒙战胜“蒙昧”为论据。他在法庭上这样辩护:

 

“先生们,你们应该捍卫科学……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一案件,这将使得你们的判决声名远播……巴黎、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都灵和圣彼得堡都将几乎和阿拉斯同时听到你们的智慧和对科学进步的热情表达。”

 

罗伯斯庇尔的成功鼓励他将一份法庭陈辞寄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在1776年就作为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常驻巴黎。在10月1日的复函中,罗伯斯庇尔说,他所捍卫的是富兰克林的发现:“先生,我希望您能笑纳这部作品的复本……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人士,但这一点是您所有美德中最微不足道的,如能蒙您应允,我将不胜荣幸。”

一个月之前,即9月3日,《巴黎和约》签署,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得到承认,富兰克林为这一成就激动不已。我们不知道这位伟人是否给那位骄傲地宣称捍卫其避雷针的外省青年律师回了信,但我们知道,在富兰克林于1785年7月离开法国之前,罗伯斯庇尔只是众多崇拜他的法国社会和思想精英之一。我们都很熟悉法国卷入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委,这个君主国随后的财政危机,以及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从1779起,法国介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它成功地洗雪了1763年七年战争中在北美和印度的耻辱,但也因此急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从更宽的视野来看,英法在北美的竞争是欧洲列强竞逐全球商业帝国、为扩展和保卫这一帝国而导致战争费用攀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例如,建造一艘配备74门火炮的中型战舰需要2800根百年树龄的橡树,而法国在1780年共建造了47艘这样的战舰,还有37艘三桅快速战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需要从这一帝国背景去理解。

要理解两场革命的起因和结局,应该具有国际的、甚至全球的视角,应该考察更长的历史时段:这段历史的内容包含欧洲的内部斗争,其殖民地追求自决,以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反对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团体特权和专制统治。若从这一视角出发,按安妮·儒尔当的说法,“法国例外论”就是一个神话,法国大革命只是一条最引人注目和血腥的变革之路。

此外,我们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理解,很长时间以来就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像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是如何在跨大西洋的“文人共和国”背景下理解自我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同样在思考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科西嘉、低地国家、拉丁美洲、爱尔兰、波兰及其他地区的剧变之间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最著名的是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和R.R.帕尔默(R.R.Palmer)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的“大西洋”、“西方”或“民主”革命的概念。不久,他们的论点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强有力的反驳。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这场变革本质上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统治精英性质上的转变,而不是向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过渡。随后的激烈辩论看来并无成果,因为它明显带有冷战政治的痕迹。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文化史、奴隶制和奴隶反抗的历史再次激活了这场辩论,从21世纪全球化世界的视角来看,这一论题尤其有意义。

跨国史研究已经复兴。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们现在更加意识到,启蒙观念具有全球影响,影响不仅在大西洋两岸,同样体现在拉丁美洲、东欧、东亚和南亚。这就促使史学家们思考西方知识和政治变革的传播模式的不平衡问题,正如大卫·阿米蒂奇和桑杰伊·苏布拉曼尼亚姆在最近颇有影响的一部文集的结论中指出的,帕尔默和霍布斯鲍姆针锋相对的论点都是“明显的欧洲论题”,“革命的时代”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宽广的、相互连接的乃至全球性的现象”。

应将法国大革命置于何处?它只是从科西嘉和北美开始、1789年之后还延续了很久的众多革命变乱中最壮观的一幕吗?革命危机是从法国这个“震中”向外传播,还是法国大革命只是文化经济变迁引发的全球危机的最剧烈的浪潮?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场各帝国的全球危机中最显著的例子,还是如法国大革命史学的“内部学派”所言,是一场带有全球影响的独一无二的巨变?本文将要处理一个最为特殊的问题:我们如何以比较的视角审视美法革命?它们是两场带有各自特点的迥然不同的革命、其联系仅仅在于法国因为卷入美国独立战争而引发的财政危机,还是只有在全球帝国危机和政治遗产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姐妹共和国”?




二、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的相似性


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爱国党人”认为他们是站在大西洋对岸伟大先驱者的肩膀上的。革命者意识到了他们的思想和军事遗产。拉法耶特(Lafayette)将巴士底狱的一把钥匙送给乔治·华盛顿,这是“我作为一个儿子送给养父、一个副官送给将军、一个自由的传教士送给教长的一件礼物”。六个月前当选为合众国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于10月13日写信给他在法国的特使古维诺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法国发生的革命,从性质上说如此美妙,以致难以承认这一事实。如果它的结局……如我预料,这个国家将成为欧洲最强大和幸福的国家。”1790年4月,富兰克林逝世。国民议会得知消息后,宣布举行三天的哀悼。奥古斯坦(Augustin)和夏洛特(Charlotte)·罗伯斯庇尔从阿拉斯写信给他们在巴黎的兄弟马克西米连,说他们穿上了丧服。同月,国民议会欢迎科西嘉人帕斯夸尔·保利(Pasquale Paoli),此人是自由和自治的活的象征。欧洲还有许多其他动乱,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它们的强化因素,而非它们的诱因,尤其是在低地国家:这一点反映在1789年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创办的大众周报的标题上:“法国和布拉班特诸革命历史”。

美法革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具有“普世”意义。1783年美洲殖民地的辉煌胜利似乎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中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1765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表述:“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光辉在于维护这种自由和光辉。神意欲让美洲成为人展现其真正形象的舞台,成为科学、美德、自由、幸福与光荣和平共存的舞台。”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主义理想隐含于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1792年8月26日的法令授予18名外国人公民身份,从而将这一理想公开表达了出来——这是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因为当时国王被拘押,拉法耶特战败,普鲁士人已经入侵法国并且攻占了隆威要塞。这18个外国人中包括美国革命和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英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还有英国和欧洲的激进主义者:“这些人曾以他们的作品、以他们的勇气推进自由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对于一个已经靠他们的知识和勇敢而获得自由的民族来说,他们不能被视为外国人。”潘恩随后于1792年9月被选举为国民公会议员。与此同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假设:法国是“震中”,“在决定法国命运的同时,可能也在为全人类的命运而努力。”

然而,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酝酿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战争的巨大热旋涡,因而它也被视为启蒙的普世主义的反命题,是国际战争的产物,也是将大革命视为全欧洲之威胁,因而试图推翻它的君主国联盟催生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1792年后欧洲各国的敌对反应,结果导致对激进主义的猜忌,以及对现存政府形式和宗教的支持不断强化。对1793—1794年恐怖的报道——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使得欧洲的反动更为激烈了。如果说18世纪90年代对法国是革命的10年,在欧洲很多地方就是反革命的时代。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1795年之后,在号称欧洲“姐妹共和国”的大部分被征服地区,郁积的怨恨经常演变成公开的抵抗。

在大西洋对岸,恐怖的故事也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革命是和平的、有益的、成功的。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在法国革命战争中持中立立场,随后美、英两国于1794年11月签署《杰伊条约》,这是大西洋两岸“姐妹共和国”关系中的一次大挫折。1798年,法国外长塔列朗(Talleyrand)试图通过贿赂和借款来与美国缔结联盟——即所谓XYZ事件,因法国谈判者的首字母而得名——这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法国的政治反感。1798年的外来叛乱法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法国大革命仍抱有同情的人。

美国革命被想象一场保卫美国价值观和自由的运动,它是统一的、坚定的、英雄主义的。这一持久的神话掩盖了它与大西洋对岸的“姐妹共和国”的革命斗争的相似之处。两场革命的巩固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793—1994年的大危机中,法国死亡的人口可能占到总人口的1%:有20万人在旺代和西部其他地区的内战中罹难,大约5万士兵在对外战争中殒命,至少4万人在审判后被处决。1792—1802年的内外战争导致45—50万共和国军人死亡。贵族付出的代价比例更高。在2.5万个法国贵族家庭中,差不多有1.4万12岁以上的男性贵族流亡国外。大约有一半的贵族家庭至少失去了部分土地。在恐怖期间,共有1158名贵族男女被处决,约占成年贵族总数的10%。

但美国革命也远不是统一的,并非大众媒体中通常描绘的那样,是反对英国军人以捍卫自由的爱国主义行动。简言之,由于海上封锁、与英国贸易的断绝、以纸币支付军饷引发的剧烈通货膨胀,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经济灾难。有些人境遇不错,如谷物商、军用物资供应商、主要工业部门的手工业者,但很多人因为战争而饱受困苦。在纽约州的泰伦(Tryon)县,12000个农场被荒废,700所房屋被毁,400名妇女失去丈夫,2000名儿童成为孤儿。当时的25万军人(占成年男子的一半)中,有2.5万战死,大约每20个男子中就有一个阵亡。 

失败者当中,有一个群体的战争经历尤其不幸,这就是亲英的效忠派男女。因此这也是一场内战:用康涅狄格一名效忠派的话来说,“邻居反对邻居,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谁要是不在兄弟的心脏捅一刀,谁就会被称作无耻的恶棍”。《独立宣言》将效忠派置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拒绝效忠于革命团体的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和参加选举,并被流放(不管愿意与否)、被剥夺财产,有人甚至被处决。大约有5万殖民地居民为英国而战,6—8万人逃往加拿大和英国。从人口比例来看(超过3%),这比逃出法国的流亡者(émigrés)的比例还高(13万人,占总人口的0.5%)。1783年《巴黎和约》签署后,留在美国的效忠派被恢复政治权利,并可进行财产索赔。但逃走的人永远没有拿回自己的财产。虽然证据比较零碎,但可以证明,新的爱国党精英靠牺牲效忠派拓展了自己的财富:在马萨诸塞的萨福克(Suffolk)县,8名忠诚派的大量地产在公开拍卖中被26人买走,其中包括18名商人和3名船主。

在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变迁都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尽管方式非常不同。在两个国家,对被没收土地的出售都扩大了某些地产的规模,不过在美国,商品化农业的巨大发展是由西进运动引发的,而在法国,这种推动力主要来自领主捐税和什一税等强制法权的解除。

这两个新生共和国在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更为深刻,这一点超越了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和宪法形态等新的根基。在这两个共和国,不仅妇女都被拒绝授予政治权利——通常还带有咄咄逼人的味道——而且,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再生的民族的守护者采用的却是女性的寓意形象,即作为保护者的哥伦比亚(Colombia)和玛丽亚娜(Marianne)。革命者坚称,他们的社会是由品行高尚的爱国者构成,它至少一度反感贵族的奢靡,而且自认为他们是平等人的最佳典范。

在美国和法国,美德都被视为男性的最高品格,与之相对的是被斥责的旧体制的娇弱本性。1757年,一份关于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大众小册子,名曰《关于当前风尚与原则之判断》,就这样警告:“我们正在滑向必将毁灭我们的悬崖边缘……因为英国人民那种虚荣的、奢靡的、自私的和女人气的娇弱(effeminacy)。”革命同样是男人重振其美德、获取经济独立并成为爱国战士的运动,这表现在《独立宣言》针对乔治三世的一段抨击中:“他几次解散下议院,只是因为后者以坚定的男子气概抵制他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在法国,从王党分子到拿破仑,各派政客大概都赞同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派阿马尔(Amar)的一番话。1793年10月30日,他在论证禁止妇女军事组织、反对妇女的共和国女性公民身份时,曾这样描述男性:“强健、有力,生来就有巨大的能量、胆略和勇气……注定为农业、商业、航行、旅行、战争……而生。唯有他适合严肃深邃的思考……妇女不适应高深的思想和严肃的思考……更易犯错,更易陷入对公共社会构成灾难的兴奋狂热。”

在这两场革命中,从绝对主义——在这个体制下,所有人都是国王的臣民——向男性公民的兄弟友爱共和国的转变强化了妇女在政治上的屈从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性别的政治意识形态反映在“家庭选举权”的观念中。根据这一观念,家庭的男性主人被视为家庭意愿的表达。

与此同时,在男子们曾经成长的世界中,国王成为人民之父的愿望被任性妄为的大臣们和钩心斗角的廷臣们扭曲。阴谋和伪装是恶人们的武器。早在1789年7月28日,阿德里安·迪波尔(Adrien Duport)就曾警告,“反对公共事务(la chose publique)之良好运行的阴谋正在策划中,对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让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每一个方向”。

不过,这种确信无疑的阴谋论同样是美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看来,这是为革命提供动力的加速器。177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法明顿(Farmington),一个由1000名居民组成的大会做出这样的决议:“当前的政府受到魔鬼的挑唆,由邪恶和腐败的灵魂引导,它企图剥夺我们的自由和财产,并要永远地奴役我们……那些胆敢怂恿自己的主子采取此类可憎措施的皮条客和寄生虫,每个美洲人……都应对之深恶痛绝,他们的名字应遗臭万年。”忠诚派也认为受到阴谋者的敌视,如以奥蒂斯(Otis)和亚当斯为首的波士顿秘密集团。马萨诸塞州沃塞斯特(Worcester)的一个托利党群体公然藐视该城会议上的多数派,并发表了一份斥责书,谴责“某些心地邪恶、居心叵测的人,试图以阴险狡猾的手腕,在一切事情上都制造骚动、纷争和混乱”。




三、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差异性


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差别同样很重要。美国革命的起因是各殖民地对1763年后不断强化的帝国控制的反应,而殖民地在过去150年来已经发展出新的文化。问题在于官员的腐败,解决方法就是诉诸宪法原则和直接行动来抵制。不过,这也是一场帝国危机,其中英国人的行动尤其可以通过英国的权力和自由理念的棱镜来解读。从其共和主义而言,美国革命是非常激进的,但它本质上是对现存的英式制度结构的再造:人民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来达到民治,而不必采用君主制、贵族和平民相互制衡的英国制度。这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民主制”:在英国的政治理论中,平民是个应该在混合宪政中受约制的社会等级,而在美国,它成为新政体的基础。但新政体通过财产资格和分权实行自我监管。但在有些州存在例外,宾夕法尼亚直到1790年还没有上议院和州长。

法国大革命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否决了贵族或参议院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这一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制衡力量被抛弃。这是个毫不妥协的否定,它针对的是一个基于等级地位、团体特权和领主制的政治和社会等级。这种与过去的决裂与大西洋对岸的姐妹革命形成鲜明对比。企图通过强有力的君主和一个英式议会为法国谋求政治稳定的人,即王政派(Monarchiens),曾提出设立贵族院,但贵族在整个1789年招致了极大的猜忌,而且众多外省贵族担心这个议院会被凡尔赛的精英们操控。因此,在1789年9月10日的国民议会上,1060名与会代表中有849人对这个建议投了反对票。直到热月之后的保守派反动到来,1795年宪法才引入了一个以年龄和财产为基础的上议院。

美国革命是追求地方自治的革命:它是对理想政体的彻底的、剧烈的思想改造。它首先并不是一场关乎谁应该统治地方的革命;它没有扰动性别、阶级和种族方面的基本社会结构,尽管效忠派的遭遇很不幸。《邦联条例》延期批准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的大州和六个边界已被锁定的州(如罗得岛)之间的争吵,前者要求一直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如纽约、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最终,扩张也解决了经济问题。北美大陆是对战争胜利的奖赏,土著美洲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将为大批白人的西进付出最高昂的代价。

1783年后“边境”的开放成为一个社会安全阀,这是法国没有的。两场革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由此产生了重大社会和政治后果。在法国,寻求土地的农民转向了领主制,在某些地区则转向大地产和牧民控制的公有土地。最富战斗性的“无套裤汉”设想在对财产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平等社会,这个社会有“最低”的财富标准;有时候,他们还试图采取措施保护手工业生产免受早期资本主义工场制和机械化的侵害。而在美国革命中,尽管水手和码头工人等群体的集体抗议和参与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没有什么内部分裂的表现,除了偏远地区农民的敌意,如丹尼尔·谢伊(Daniel Shay)起义所反映的那样。正如著名的乔治·崔弗斯·休伊斯(George Twelves Hewes)案件所反映的那样,更为丰饶的土地的诱惑可能是平等主义的动力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原因,人们坚定地拒绝阻挠一个人改善其社会境遇。

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奴隶的经历,因为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为了国家统一而在1776年的大陆会议上做出了让步,将涉及奴隶贸易的内容从宣言草案中删去。1794年2月,法属加勒比诸岛废除奴隶制,这吓坏了美国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不过,法国大革命既削弱又强化了奴隶制。圣多明各的46.5万奴隶——占法国70万奴隶的多数——于1794年赢得自由。1802年,拿破仑宣布恢复《黑奴法典》和奴隶制,于是他们为捍卫自由而战,直到1804年新生的海地国家建立。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在该殖民地的53万人口中,高达10万人死于战祸,3万白人几乎全部死亡或逃亡。但其他奴隶殖民地的经历比较复杂:印度洋殖民地——留尼汪、塞舌尔、毛里求斯——的奴隶制从未被废除;瓜德鲁普、马提尼克和卡宴也从未废除或重建了奴隶制。法国的奴隶贸易在1815—1818年废除,但法属印度洋殖民地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848年。与此同时,由于圣多明各奴隶制的消亡,为了满足欧洲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美国南方各州和古巴的种植园主强化了奴隶制。

在两场革命中,“革命武装”的经历将强化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曾为英国的“黑森”军团服役,他最先感受到这一点。他坚持认为,“千万人的胸中都有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他们的低微身份阻碍了这一精神的发扬。”法国大革命则“动员了全体法国人民的能量,将阶级平等置于平等的社会和税收基础之上……如果其他国家想要确立从前的均势,就必须开发和利用同样的资源。”

两场革命期间,“武装的人民”存在一个性质上的重大差异:美国的志愿军广泛从事的是游击类型的战斗,而法国则实行大规模的征兵,到1794年,共有75万人应征入伍。拿破仑战争后,另一位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明确指出了这一巨大变化:


“在1793年,没有人想到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战争突然之间再次成为人民的事务,为数达三千万的人民的事务,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战争因素摆脱了所有陈规的限定,它可以利用一切自然力量……这种介入部分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影响,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对所有民族的威胁态度。”


革命军队将战场灵活性与混合队形结合起来,相比部队可能遭受的损失,革命的推动力(élan)仍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这两个共和国,军队、民族、共和国融为一体的强大军事传统将缔造一种潜在的人民武装意识,共和派将凭此而继续参与20世纪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是伟大的民主共和转型的奠基石,它们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将其转变为以民族为名的集体牺牲。技术革新将把1792—1794年的人民战争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业化大屠杀。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诞生于第一次全球危机的炽热时间点上。它们正值各大帝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但还有奥斯曼和莫卧儿——为抢夺土地和商业优势而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帝国都需要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1756年后,保卫一个四处延伸的北美帝国所必需的战争开支对法国来说太大了,而在1779年,介入英属北美殖民地冲突的诱惑力又大到难以抗拒,然而胜利的滋味尽管甜美,但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跨大西洋视角和全球视角对解释大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起因而言至为关键。苏珊·德桑(Suzanne Desan)、琳·亨特(Lynn Hunt)和威廉·马克斯·尼尔森在他们主编的论文集《全球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大革命最好被描述为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的起因和后果应从全球和内部两方面来理解,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欧洲剧变,也是对变动中的世界的反应:从革命起因于全球竞争和跨国的启蒙理念,到革命政治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将漫无边际的理想主义和领土野心杂糅在一起,将对人权的追求和各种形式的排斥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件大事”,也不应从一个路径来研究。“毕竟,它严格来说是‘世界历史’性的,因为它在如此多的、通常相互矛盾的方向上改变了如此多事物的面貌。”

法国是第一次全球革命危机的“震中”。激进革命和武装反革命的冲击波横跨大西洋,在美洲,尤其是加勒比地区激起巨大反响。这一冲击波不仅在整个欧洲都感受得到,它同样拍打着地中海沿岸,甚至远达南亚、南非和南太平洋。革命发生于争夺帝国势力范围的斗争(尤其是与英国)和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的全球性背景下,而它最终的意义也蕴含于它点燃的但尚未完结的各种演变中。在革命的挑战遭逢变动中的社会的地方,如在印度,当地局势决定了这一挑战被吸纳、调整或被拒绝的方式。1798年,拿破仑试图将革命意识形态和领土扩张结合起来,这个企图虽然失败了,但它在部分埃及人中点燃了共和国的希望。不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数百名埃及和叙利亚共和派于1801年移民法国后,他们却遭遇不友好的放逐。

这两场革命应被嵌入一场全球性的帝国商业和领土危机的叙事中。在法国,这场危机由于其“内在的”原因而升级为一场空前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本身又导致新的国际冲突。同1789年前的历次革命——主要是北美、科西嘉和联合省(尼德兰)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激励了整个大陆的革命运动。在波兰,1793年的瓜分(俄普奥之间)之后,柯斯丘什科(Kosciusko)领导的民族反抗运动一度取得成功。1789年,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内的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在法国的军事支持下发动民族反抗运动。这次反抗的失败对爱尔兰和时至今日的世界历史都有深远影响。对法国大革命消息的接受和领会很深入,但在地中海和南亚部分地区有所不同。在南太平洋也有反响,当时英法两国都在探险,绘制地图,抢占土地。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影响只有在国际视野下才能理解。在这一视野中,与北美的帝国及意识形态牵连处于核心地位,但这场革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法国,革命的后果才被充分展现出来:领主制完全消失,奴隶制被废除,遗产平等继承。有些成果颁布了,但随后被否决:如男子普选权、政教分离、离婚权,等等。也只有在法国,一个民主共和国可以动员力量击败企图摧毁它的欧洲同盟。在当时人的脑海中,“革命的时代”首先且主要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本文作者彼得·迈克菲(Peter McPhee),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本文译者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长按下方二维码

关注世界历史编辑部官方微信公众号